收入增加了，我曾经打过一场比赛，就赚了一万多元。
陆俊、黄俊杰、万大学等一批裁判的入狱，让曾经响彻中国足坛的“黑哨”再次响起。在不少人谴责裁判收受贿赂的同时，也有人为裁判发声，认为裁判报酬低是裁判腐败的重要原因。毕竟中国足球裁判都是业余的，执法一场比赛就意味着要向原单位请假，或者牺牲休息时间。相比过去微薄的执法补贴，执法一场国内联赛的成本还是有点高的。针对这种情况，有人提出了“高薪维廉”之类的想法。
2011年，万达集团再次介入中国足球，让中国裁判真正“高薪”起来。万达对中超裁判的千万补贴规定，每执法一场中超比赛，主裁能拿到1万元，助理裁判、第四官员能拿到5000元。如果加上年终的金、银、铜哨奖金，一个在中超执法的“主流裁判”一年也能挣到至少十几二十万。2000年前后，一个裁判的劳务费才1000元，助理裁判也才500元。十年间，中国裁判执法顶级联赛的劳务费增长了十倍。
2014年，随着万达集团对中超联赛的赞助到期，中超裁判的劳务费被降为原来的一半。同年，中甲联赛裁判执法一场比赛的工资为2000元，助理裁判、第四官员的工资为1000元。中超联赛与中甲联赛的工资差距依然很大。
信任危机，错判漏判随处可见，裁判频受诟病
中国足球裁判员整体水平下滑。一方面，陆俊等人被“打下来”后，大批裁判员转行或退居二线，中国足协不得不大量启用年轻裁判。另一方面，很多关键比赛启用外籍裁判，也导致中国年轻裁判员缺乏锻炼机会，水平难以提升，形成恶性循环。
从裁判员的成长历程来看，三级、二级、一级裁判员都可以通过考试晋升，但到了国家级、国际级，主要靠实战执法比赛的积累和裁判委员会的推荐，这也导致不少“官哨”的出现。据知情人士透露，万大学就是靠吹“爱国哨”起家的，而对于很多裁判员来说，如果不按照领导的意思去“吹”，就没有晋升的机会。
“黑哨”下课后，大量“无经验哨”充斥中超、中甲，也导致错判、漏判增多。比如刚刚结束的中超第23轮，哈尔滨毅腾与北京国安、河南建业、山东鲁能的比赛，都出现了明显错判，一度造成混乱。
球员集体攻击裁判这样的场面，在国内比赛中如今屡见不鲜。比赛中稍有争议的判罚，球员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与裁判争辩。这一来是因为裁判执法水平不够好，导致错判、漏判较多；二来也是因为执法环境不好，让中国裁判很难有公信力，“绿衣裁判”的威严不复存在。再加上中甲、中乙等冷门联赛，“主场哨”的情况还是很常见的，裁判不受尊重也就不足为奇了。
水平下降了，亚洲杯上没有中国裁判。
裁判的收入增加了，但水平却下降了。
陆俊无疑是中国足球迄今为止最有成就的裁判。他19岁便开启足球裁判生涯，1991年成为国际级裁判，迄今执法中国足球顶级赛事200余场。曾当选澳超联赛10年最佳裁判，两度当选亚足联年度最佳裁判，是中国足球第一位执法世界杯决赛圈和奥运会决赛圈的裁判。因此，即便陆俊入狱之时，外界对其人品褒贬不一，但谈到其专业能力，却无人提出异议。
直到现在，足坛不少资深裁判依然认为陆俊和孙葆杰是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专业水平最高的裁判。孙葆杰垄断了2003年至2010年的金哨奖，2011年、2012年该奖项则由谭海获得。2013年的李俊被认为是近年来争议最大的金哨奖得主。获得金哨奖时，李俊仅有两年中超联赛从业经验，且仅是一名国家级裁判。中国足协甚至因此受到亚足联质疑。
而且，在吕俊之后，再也没有中国裁判执法过男足世界杯的比赛，就连2011年亚洲杯决赛圈也没有一名中国裁判执法。
争议犹存，从抽签到委任，难以服众
除了裁判员自身水平的问题外，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对裁判员的任用和管理也一直存在争议。
从2010赛季开始，为了体现公平，中国足协将以往的裁判员任命方式改为“抽签”方式：33名主裁和35名助理裁判中到底由谁来执法哪场比赛，完全通过抽签决定。人太多，粥太少，全凭运气，以至于赛季前三轮，“金哨”孙葆杰都没能执法。抽签的随意性，导致一些年轻裁判仓促上场，在一些重要比赛的执法中频频出现失误。但在当时的背景下，中国足球裁判界处于自我岌岌可危的状态，没有人敢公开反对裁判员选拔方式。毕竟“抽签”看似无辜，被骂“年轻裁判”总比被骂“黑裁判”要好。
由于“抽选”方式不断出现问题，中国足协逐渐将抽选方式改为“抽聘”，但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抽到的裁判在临时更换时难免会感到不满，直到2014赛季，裁判选拔规则才重新实施为聘任制。
在实际操作中，任命制的权威性也受到挑战。在中超联赛阿尔滨与富力的比赛中，中国足协任命的主裁是范奇，但由于双方对范奇的裁判存在反对意见，最终该主裁被赵志智取代。中国足协裁判工作的严肃性也受到严重质疑。
可以说，吕俊“缺席”的四年半时间里，中国足球裁判员的自身建设和生存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善。